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珍妮·尤恩

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珍妮·尤恩

在位于河北唐县的白求恩墓旁,紧隔着一堵低矮的石墙,立着另外一座坟茔,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字:加拿大友人琼·尤恩之墓(1911—1987)。当年,受加拿大和美国派遣,随白求恩同船来华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护士。这位白人姑娘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于青莲。中国国内通常把她翻译为琼·尤恩。其实还是音译为“珍妮”更准确。

珍妮的父亲汤姆·麦克尤恩是加拿大创始人之一。19世纪30年代初,一场轰动加拿大的“煽动罪”大案,导致了8位人被捕。入狱者除了加共蒂姆·贝克,还有这位已是报纸总编的麦克尤恩。也许是在下为了自保,珍妮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从此变成了珍妮·尤恩。珍妮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长大,从小便养成了敢作敢当的秉性。20岁出头,护校刚一毕业,她便应征前往中国,在鲁西北贫瘠的乡村里服务,几年间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医疗点。完成任务返回加拿大仅仅数月之后,命运之神便将珍妮引领到了重返华夏大地的旅程。

1937年秋天,珍妮收到加共组织部部长的电话,派遣她加入医疗队,辅助白求恩工作,原因是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在纽约面试时,她第一次见到了正在为医疗队募捐讲演的白求恩。1938年1月,她与白求恩同船,从温哥华港启程。2月初,轮船抵达香港时,珍妮联络上了史沫特莱,三人搭乘运输机,飞抵武汉。

一到武汉,他们便赶上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白求恩和珍妮每天都投入到平民医院救治伤员的紧张工作中,此外,还四处奔波,购买了整整15箱医药。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两人受到了周恩来和博古的欢迎。珍妮得意地回忆说:“周恩来和正在悄悄议论什么时,我突然开口,用中文打断了他们,令这对夫妇吃了一惊。”周恩来十分诚恳地告诫白求恩和珍妮:“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八路军什么也给不了你们。你们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光,白求恩和珍妮在一位八路军干部陪同下,乘火车北上,途经郑州、潼关、临汾、河津、西安,亲历了炮火纷飞、追兵压境,目睹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3月底,白求恩与珍妮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延安。安顿下来的当晚,接近午夜时分,两人已在简陋的窑洞招待所里各自睡下了,警卫员却突然叫醒了珍妮,说要接见他们。

中国艺术家绘制了与这两位加拿大人在窑洞里秉烛夜谈的画面。他们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珍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描:“一个男人面朝门口,站在桌旁,一只手按在书的边沿上。他穿着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的蓝色棉军装,头上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投在墙壁上的影子突显出他高大的身材……他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口中说着‘欢迎欢迎’,伸出他修长柔软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白求恩。他的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卸下了翻译的重担……白求恩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加拿大党证呈递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了,然后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关系转入中国……此时,主席好奇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了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我们四人的谈话越来越热乎。黑夜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就消逝了。”

在延安的一个月里,白求恩和珍妮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协助边区医院改进工作,一面给抗大的青年学子作世界形势报告。这期间,白求恩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散文通讯,用热情洋溢、挥洒自如的笔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汇集在延河畔宝塔山下的这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医生布朗也赶到了延安,令白求恩喜出望外。布朗医生谦逊低调,性情随和,那时已来华工作多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腔中文。白求恩对他赞不绝口,两人十分投缘。珍妮描述了中宣部邀请他们三人看电影的经历。那是一部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介绍了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个小战士建议,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白求恩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那首歌纪念了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当布朗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延河上闪烁着流萤、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迷人春夜。夜深后,白求恩、布朗、马海德三人一同来到珍妮的窑洞,建议她尽快动身去西安。原来,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时,随轮船携带了大批医疗设备,抵达香港时,暂存在那里,眼下已经运到西安了。珍妮的任务,是去迎接这批医疗设备,并顺便在西安城里尽量多采购一些药品,一并带回延安。然后,他们三个加拿大人将同时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前线。珍妮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可是,途中遇到了暴雨,耽搁了两日。几天之后,珍妮乘卡车北上,匆匆追赶白求恩一行。可惜在抵达贺龙部队时,白求恩和布朗早已离开那里,去了五台山。错一步,错一生。此后,珍妮再也没有追上那远去的身影。延安的分别,竟成了她与白求恩的永别。

从那时起,珍妮又在中国停留了整整一年。她曾在雁北贺龙120师的医院里,协助救治平型关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大批伤兵,并经历了日军屠城的惊恐;她曾在绥德,把几十个汉字识得还不如她多的“红小鬼”,成手脚麻利、以一当十的战地医护人员;她曾在湖北跟随王炳南夫妇一起躲避日军轰炸,在沉入长江的船只上丢失了所有行囊,包括她珍贵的胶卷与日记,死里逃生;她曾在湖南跋涉于洞庭沼泽、历经长沙大火,险些丧命;她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随几名外籍男性穿越滇缅森林,辗转香港避难;她也曾在抵达上海、即将回国之际,因史沫特莱的鼓励,转而奔赴皖南,为新四军运送医药,培训卫生人员长达数月之久。

1939年5月,珍妮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后来,珍妮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

1987年,在珍妮离开人世后,她的女儿按照她的遗嘱,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正如她在遗嘱中所说的:“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李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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