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和合作”——西方记者眼中的中国抗日真相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出版后,欧美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少西方记者对“红星高照”的中国极为向往,美国探险家、摄影家、战地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就是其中之一。他多次到访中国,留下了被誉为“《西行漫记》姐妹篇”的《北行漫记》,描述了中国人民真实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福尔曼第一次抵达陕北苏区,采访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在与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会晤后,他表达出对中国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赞赏和对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崇敬之情。一颗“红色”的种子悄悄埋在了他的心里。

1940年,福尔曼作为《》、英国《》和英国广播公司驻华记者再次来到中国。作为一名资深记者,福尔曼并不满足于在重庆倾听防空警报和采写一些肤浅的报道。一颗新闻记者的良心驱使着他尽快前往当时被军事封锁的延安,去破解那些一直以来盘旋于脑际,却百思不得其解的众多疑问:封锁区里到底是一副怎样的景象?中国真的如政府描述的那样,背信弃义,拒绝抗日吗?在日本军队和军队的双重封锁下,中国是怎样生存下来的?福尔曼渴望了解这一系列的真相,从而能向全世界如实报道。

1943年5月,福尔曼与多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向当局请愿要求去延安采访,却受到当局的阻挠。面对重重禁锢,福尔曼探求线名中外记者组成的代表团几经周折,终于进入陕甘宁边区,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土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福尔曼意识到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访问期间,福尔曼近距离观察八路军的战斗和生活。在与中国人朝夕相处了5个月后,福尔曼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福尔曼是从民兵武装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会长期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这是举世公理。”福尔曼还惊讶地发现,中国领导的军队不仅骁勇善战,还在根据地参加大生产运动,与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大娘给八路军送水”、“村民自发组成队伍,将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的场景深深震撼了他。

福尔曼在访问期间曾与被俘日本士兵进行过一些交流,他发现这些人都得到较好的口粮,给他们分配的肉类也比八路军士兵所得的要多,日用必需品也有大量的供给,一些日本士兵和日本战俘在中国人的努力争取和日本人的积极领导下,脱离了日本军队,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是中国和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和优待俘虏的政策,使得这些人实现了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的身份转变。福尔曼甚至在延安听到有日本人喊出这样的话:“我们准备随时和我们的美国及其他盟友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种种现象都让他坚信,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抗战必将得到全世界富有正义感人士的支持,也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他在延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作为一个记者,我的任务在于寻求事情的真相……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

1945年,福尔曼回国出版了《北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延安的真实面貌,详细描述了与中国人接触的见闻,成为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在谎言肆虐的时代,《北行漫记》的出版向世界证明,军事和新闻的封锁没能消磨八路军战士的意志,也不会削弱中国的影响。

1944年福尔曼采访晋绥边区记

1944年夏,著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冲破重重阻碍,从重庆一路北上,前往延安访问。随后又与另外两名外国记者赴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领导的抗战实况,写下了轰动中外的被誉为《西行漫记》姊妹篇的Report from Red China(即《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此书后来还被译为《北行漫记》)。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她所领导的军队,刚刚走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逆境,继续面临着军队重重围困。1940年,在美国《》任职的42岁的福尔曼受命来到中国,他自称不是者,甚至谈不上同情者。但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他并不满足于在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倾听防空警报和采写一些肤浅的报道,他渴望能到被军事封锁的延安去寻访一番,去破解那些好久以来盘旋于脑际而百思不得其解的众多疑问、了解其中的真相—封锁区里到底是何种模样?真像官方政府描述的那么坏吗?是他们背信弃义进攻中央军了吗?拒绝抗日的是他们?他们是不是同南京傀儡集团相勾结?他们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关系?在日本和中央军的双重封锁下,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

1944年初夏,在以50万大军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并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访问所辖区域的情况下,福尔曼等西方记者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争取到了以官方人士为领导、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权利。尽管当局对他们的采访百般阻挠,甚至检扣他们所发的电讯,福尔曼等仍不屈不挠。在访问过程中,福尔曼不顾记者团领队的坚决反对,单独采访了林祖涵、周扬、、彭德怀、贺龙、、陈毅、朱德、、周恩来(按书中顺序排列)等领袖。在领队率领全部中国记者和部分外国记者撤离边区返回重庆后,福尔曼与其他几位外国记者坚持多呆了3个多月。期间,福尔曼等冒险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在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了八路军的战斗。在随军采访中,福尔曼还主动拿起武器,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

为了用事实揭露那些专事谣言攻击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人,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写道:“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弱,不过军队却和45.9%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约近80万的伪军中超过90%的军队作战。在战争的七年中,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步枪,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器。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在同一时期,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在陕北,中国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对福尔曼这些意欲了解中国红域真相的外国记者都非常配合,都乐意接受他们的专访。可以说,在陕北,福尔曼等耳闻目睹了许多外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单凭这些材料就可以做出许多令世界震惊的报道。

然而,福尔曼没有满足,而是坚持深入一线,坚持实地采访,到群众中、军队里,到前线去,到情况不明甚至危险复杂的地方去。

8月下旬,福尔曼和《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以及中央宣传部派出的随员,前往敌后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

在著作《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福尔曼详细记述了晋绥前线的见闻。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听到福尔曼等几位外国记者要来晋西北前线日,晋绥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等16个民众团体,联名打电报欢迎他们前来敌后参观访问。他们在电报里概述了7年来边区军民在对日军斗争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揭露了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烧杀罪行之后说:“可是我们这些在敌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中国国土,却从后面被封锁了,使我们与全国人民隔绝,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隔绝,然而我们的心和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相信任何铜墙铁壁隔绝不了它。现在果然获悉诸先生从封锁线外来到抗日根据地,并且关垂敌后抗战情形,即将光临我晋绥边区,空谷足音,使我们感到无限兴奋欣慰……”

8月13日,福尔曼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的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